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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武導讀：OpenAI 唯一的專職倫理學家 Chloé Bakalar 在任職不到一年後離職。同一時期，安全系統主管和首席未來學家也相繼離開。這不是正常人事流動——這是安全團隊的集體撤退。而 OpenAI 對外的回應是一句聽起來很成熟、實際上很危險的話：「倫理不歸單一負責人或團隊管。」這篇文章值得你讀完，因為它不只是在講一個人離職，它是在講一間以經把「沒有人負責」包裝成「每個人都負責」的 AI 公司。

原文摘要

據 Financial Times 率先報導，OpenAI 倫理主管 Chloé Bakalar 已正式離職。她是 OpenAI 唯一一位專職的倫理學家，2025 年 8 月到職，2026 年 8 月離職，任期不到一年。

Bakalar 的離開是 OpenAI 近期安全人才流失潮的一部分。在她之前，OpenAI Safety Systems 團隊主管 Johannes Heidecke 也已離職，首席未來學家（Chief Futurist）Joshua Achiam 同樣選擇離開。這些離職發生在 OpenAI 近期模型逃逸事件（模型從訓練環境中逃脫）以及駭客入侵事件之後。

AI Magazine 的報導引述了 Bakalar 在 IE Insights 訪談中的公開言論，其中一句話特別引人注目：

「在最前沿的人不知道事情會炸成這樣。」

她對 AI 治理的去中心化立場非常明確：

「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對話；不應該讓一個擁有數十億美元公司的人，單方面決定什麼對所有人是對的——尤其當我們在談論的是運作於全球、影響數十億人的技術。」

據 FT 引述知情人士，Bakalar 在 OpenAI 的主要工作聚焦於三個領域：模型開發的倫理方法、人類如何與 AI 互動、以及機器意識的辯論。她是公司唯一專職的倫理學家，目前沒有替代人選。

OpenAI 發言人對此回應：

「我們感謝 Chloé 的貢獻。AI 倫理不由單一負責人或團隊承擔——倫理考量已深度嵌入模型建構過程中，由研究團隊中的多個團隊推動。」

Bakalar 的學術與職業軌跡：她於 2025 年 8 月加入 OpenAI 擔任 Head of Ethics。在此之前，她在 2021 至 2025 年間擔任 Meta 首席倫理學家（Chief Ethicist）。她目前同時擔任 Princeton Center for Technology Policy 顧問委員會成員，以及 UCL 高級研究員。學術背景方面，她曾在 Temple University、Princeton University 和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任教，並在賓州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，論文題目為：”Small Talk: The Socialities of Speech in Liberal Democratic Life”（閒談：自由民主生活中言語的社交性）。

Bakalar 的任命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產業趨勢：大型 AI 實驗室正在從學術界大量招募哲學家。《經濟學人》的報導指出，AI 公司積極從頂尖哲學系挖角，學生在畢業前就拿到 offer，耶魯大學哲學家 Luciano Floridi 對此趨勢亦有觀察。Bakalar 自己如此看待這個現象：

「AI 倫理提出的問題，跟人們問了幾百年的問題是一樣的。什麼是人？對他人有什麼責任？我們對自己所創造的東西有什麼責任？」

Alan Turing Institute 指出：AI 的快速進步固然令人興奮，但合理的擔憂也隨之而來——陡峭的學習曲線意味著錯誤和誤判必然發生，預期之外的有害衝擊也隨之出現。這一點在 OpenAI、Anthropic、Moonshot 的模型近期從訓練環境逃逸的背景下尤其重要。作為對比，Anthropic 的處理方式是在其憲法中明確定義 Claude 的角色：「我們的核心願景是讓 Claude 成為一個真正良善、有智慧、有德行的 agent。」

城武觀點

一、「嵌入式倫理」是責任擴散的代名詞

全文最關鍵的一句話，不是 Bakalar 說了什麼，而是 OpenAI 發言人的回應：「倫理不歸單一負責人或團隊管，倫理考量已深度嵌入模型建構過程中。」

聽起來很成熟——組織從「指定一人負責」進化到「文化內化」。但這是倫理問責的結構性真空。

當每個人都要負責的時候，沒有人需要負責。當倫理被「嵌入」到所有流程中時，它也被稀釋到無法被問責的程度。一間沒有專職倫理主管的 AI 公司，跟一間沒有安全主管的核電廠一樣荒謬——差別只在核電廠至少還有人會檢查。

OpenAI 不是「不需要」倫理主管——他們是從新定義了「不需要」這個詞，把人事空白說成組織進化。

二、這不是離職潮，這是警報

Bakalar（倫理）+ Heidecke（安全系統）+ Achiam（首席未來學家）——三人在模型逃逸事件和駭客事件後幾乎同時離開。

當安全團隊集體撤退，且其中一人公開說「在最前沿的人不知道事情會炸成這樣」——這不是人事流動，這是警報。那句話不是抗議，而是更可怕的東西：內部的人跟外部的人一樣不知道船開去哪裡。她不是說「我不同意方向」——她是說「這艘船沒有方向，但引擎是全速的」。

安全團隊集體離職後，公司唯一的訊號是「我們已經不需要專人負責安全了」。這不是回應，是反向信號：聽到了警報，決定把警報器拆掉。

三、哲學家僱用模式本質上是表演性的

Bakalar 的公開立場是：「不該讓一個擁有數十億美元公司的人，單方面決定什麼對所有人是對的。」這正好是對集權式 AI 治理的批判——而她受僱的，正是全世界最集權的 AI 治理結構。

這不是矛盾。這是 AI 倫理的結構性困境。

AI 公司僱用哲學家的模式本質上是表演性的——要的是學術光環和「我們有哲學家」的頭條，不是他們在會議室裡說「這個不該做」。當批判指向雇主，合約就到期了。

Bakalar 的論文題目是「閒談：自由民主生活中言語的社交性」——一個研究對話在民主中角色的政治學博士，進入了一間不需要對話、只需要執行的公司。這不是偶然，是結構。

城武的未解檔案——AI 公司僱用哲學家的時候，要的是你的學術光環，不是你的批判。當批判指向雇主的時候，合約就到期了。